鸟鸟：站在乌云下说笑话
在《脱口秀大会》第四季的舞台上，鸟鸟是一个新人。一出场，她就聚齐了几个巨大的标签，丧、内向、社恐、容貌焦虑。在目前已播出的两次表演中，她淋漓尽致地——甚至有些残酷地——把这些特质写成了段子。
如果你有机会接近鸟鸟，你就知道这个内蒙古姑娘在节目上说的一点不夸张。笑果开几十人的读稿会，她永远不坐前排的桌子边，而是坐在后排的椅子上，只有这样才有安全感。搭电梯时如果看见高层领导也在等，她会选择走楼梯。许知远来讲脱口秀，她是编剧团队一员，自始至终她没敢上去单独说话，更没好意思说出俩人是北大校友。上节目前选服装，每一套都让她痛苦，容貌焦虑爆发了，她只想换一张脸，「更好看这个选项是不存在的」。
她常显得忧虑、慌乱、心事重重，表演时她说错过词，观众笑起来，立刻原谅了她。谁没有那样的时刻呢？她准确地击中了时代情绪，上了几次热搜。观众说，从她身上感受到很多共鸣。
「脱口秀伟大的地方在于，给无数不如意的人一个情绪的出口。」梁海源说。演员在舞台上倾诉负面情绪，呈现自身弱点，挖掘灵魂最脆弱的部分。《脱口秀大会》往期节目里，思文公开过与老公睡上下铺的家庭隐私，Rock说起看抑郁症的经历，何广智谈论穷与丑，至少两位演员曝光自己是色盲。
但鸟鸟依然有她的独特。她的段子显示出的对脱口秀内容领域的开拓，似乎更多源于阅读与智识而非纯粹生活经验。继李雪琴、颜怡颜悦之后，她让这门艺术更接近有趣的思维游戏。这是她经历过许多细密的挫败与挣扎，在不断的向内挖掘中获得的。
这不单纯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的故事，而是一个沉默、敏感的女孩如何找到自己的表达途径的故事。她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价值。
以下为鸟鸟的讲述。
文｜谢梦遥
编辑｜槐杨
回忆中，她是一个敏感的女孩，小心翼翼、被动，但是她有自己的花园。
她在呼和浩特长大。父母都工作，家里的老人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照顾她，从有记忆开始，她就是自己在家待着，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和人打交道很少。她会找一些东西来玩，她甚至不需要玩具，哪怕一条纱巾，她也能玩一天。剩下就是看电视了，《动画城》播完，把台换到二套，会有一个叫马华的人带大家跳健美操。
她一直是那种比较听话的孩子。她做过最不符合家长预期的事，大概就是偷吃一根雪糕，或者应该练琴但没有练。她的观念里，考不好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。这导致成年之后，找寻自己职业道路时，她会有一些阻碍，害怕令父母失望。
哦，说到练琴，其实是拉二胡。她一点不觉得拉二胡的女孩酷，只是觉得痛苦。别的小孩在玩，她在练二胡，又没有任何一个流行曲子供演奏。二胡一拉，感觉面前应该放个破碗。后来她回想，学拉二胡就像学修BB机，没有人需要。
她平时话挺少，说话都只跟一两个人，很怕在大家面前讲话。她很少主动挑起一个话题，都是冷不丁地插一句话。要是遇到点不对劲的、荒谬的事情，她简短吐槽一下，就会把朋友逗笑。她感觉她有点搞笑。
小学四五年级，班里竞选班干部。她讲了几句话就卡住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在台上哭起来。那以后，她疯狂地怀疑自己。考上一所重点初中后，她变得更内向了。一半同学都是从同一个小学升上去的，他们彼此都认识，她融不进去。她的成绩也不再拔尖，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父母为了避免她早恋，不让她打扮，剪只比毛寸稍长的短发。因为发育，她身材变得不再苗条。她戴上了牙套。中学需要住校，她每周回家一次。在封闭的环境里，青春期孩子的刻薄是毫无遮掩的，给她起外号。哪怕有男生喜欢她，也会遭到其他同学嘲笑，「你什么眼光」。
她的容貌不断被强调，她也越来越在意。她觉得自己笑起来的样子有点奇怪，一旦笑得特别大声，她会立刻收敛起来，大笑之后总是非常后悔。她害怕被忽视，但也害怕被注视。她总想把自己藏起来，不希望别人盯着她看，也不敢看人。每次照镜子，她都特别痛苦。她感觉自己没有任何可取之处。
她受到什么委屈都会消化。她告诉自己，对方不是有意的，等情绪过去。她基本不会攻击别人，因为攻击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动作，对她来说负担太重。
但是她有自己的花园。在花园里，她有纯粹的满足和快乐。她精心挑选种子，规律地去浇水施肥，等待有植物生长出来。花园会回报她清香。
那座花园并不真正存在，它是由一本本小说构成的。看书成为她消化痛苦的一种方式，因为书不会评判她好看还是难看。她看韩寒、郭敬明、饶雪漫，看王小波、鲁迅、张爱玲，看雷蒙德·钱德勒，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喜欢村上春树——他的笔下的主人公一直都是那个样子，少年感很强，没什么钱但挺能折腾。
她看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，把自己代入主角格里高尔。格里高尔是非常顺从的人，想尽可能满足社会和家庭对他的要求，希望得到关心和鼓励，最后却连家人都抛弃了他。其实仔细想想，能够让她产生代入感的不是英雄而是可怜人，她在可怜里找到共鸣。她想感谢卡夫卡，让她感到现实生活可以接受，因为人生本就是这样。
我就是那个长大后的女孩。我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，策略极端保守，我都不待在舒适区，是待在安全区。安全区我都不舒适，就是安全。
从小到大，我的人生里，干过两件不可思议的事，跨专业考研是其中之一。
我是在吉林大学读工科的。我们小时候父母有一种观念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，只要你有这个专长，有这个业务能力，你是很难被替代掉的。但我大学非常迷茫，工科的课很多，想把高数那些课学明白要耗费很多时间，更何况我都没有兴趣。我看文艺作品，又没办法沉浸下去，总想着作业还没写完，写完又到晚上11点了。我有段时间熬夜读书到三四点，早上6点多再起来去上高数课，很累。
我想象过如果以后真的从事工科这个行业会怎样，它不是我喜欢的，里面没有自我表达，我有非常多的感受，抒发不出来。那么工作之外，我分给文学的时间能有多长呢？我要么做一个严谨但痛苦的工程师，要么做一个快乐但不称职的工程师，但我又不能接受不称职。我非常纠结，难道要等我60岁退休以后我再搞文学吗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爱丽丝·门罗的。
那时候也看到一些年轻作家去世的消息，我就想，人的未来是很难确定的，把你爱的东西留到很晚以后再去享受，未必真有机会。我有一段时间竟然很希望我也生一个什么病，这样我就能决定人生的时间要怎么过。意识到这些事情以后，我觉得应该做出一些改变。
最后我决定考研，干脆找一个我100%愿意投入的专业：创意写作。考上北大，客观上来说并不太困难。这个专业不是学术硕士，招20多个人，它又比较新，我那届是第二届，可能很多人想不到要考。对于我来说，就是瞌睡了有一个枕头。我想过未来当作家，谁没想过呢。我想象的终极状态就是村上春树那样，白天起来先写，写满一屏幕小说，下午锻炼身体，晚上睡觉，很自由，很简单。我还想像海明威笔下《流动的盛筵》里那种艺术家的生活，大家白天在各自的工作室，写稿、创作，晚上一起到酒馆里聊各种艺术形式，交流灵感。
读了研，老师第一节课就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。
我意识到，年轻作家能有我想象的那种经济条件和创作状况是奢侈的，别人凭什么相信你，凭什么喜欢你？如果在北大期间我创作了许多好的作品，或许可以直接当作家，但我也没有那个实力。类型小说的门槛其实非常高，你需要把人物的对话、所在的位置情境写得非常准确。成长需要一个过程。那在这之前，你要做什么来养活自己呢？
我非常的惶恐，我生怕上北大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件事情，从此以后走的都是下坡路——这是我思维模式的问题。种种压力堆积在一起，在毕业前，我的焦虑爆发了。研究生毕业时的同学聚餐我没有去，我到现在都很后悔。
我心理负担太重了。你要去那个饭店，你要找好符合你社交地位的座位，你要负责一些流程上的安排。别人根本就没有要求我做这些事情，但是我设想中是困难重重的，做不好会非常窘迫。直到聚会开始了一个小时，我都在纠结，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去一下。但我给自己找到一个非常具体的理由，我没有洗头，我不能见人。纠结到聚会结束，我开始纯粹地后悔。
那个时候，我有非常严重的容貌上的自卑，以至于我觉得别人看到我就会不喜欢我。我连见同学都有障碍。但凡有面试的工作，我都没有去应聘过。我觉得对方因为我是北大的学生才让我去面试，他一定会对我失望。最后就只能给人家打电话说，我暂时不想做这件事情。但实际上是想的，我只是没有办法克服内心的矛盾。
容貌焦虑像乌云，我在黑暗底下。它是一种气候，一种空气，一种土壤，它是一种观念上的困境，无法在客观上克服。它是潜移默化生长出来，像五指山一样，把你压在下面。我没有办法战胜它。
好在我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潘逸飞，她像太阳一样温暖我。她很喜欢张罗饭局，在宿舍里用一个巴掌大的小电锅做出非常多花样的好吃的，请我们去吃饭。我们一直交流文学创作上的事，文学品位也非常相近。毕业以后我们一起租了房子。她知道我能写，也知道我害怕和人打交道，所以我接到的前几个编剧的活，都是她和那边对接完了，我俩一起写。
小编剧接不到什么大的项目，收入不稳定，生活也不规律，在北京租房压力挺大，我的整个状态都不是很好。父母也能看出来，劝我回内蒙古。我接受了。人生的任务需要完成，我可能需要生一个孩子，所以2019年，我回家找了个稳定的工作，在一个有编制的单位当杂志编辑。
每天的工作按部就班，把作者的来稿筛选一下，交给领导审，审完回来再修改校对。稿子的语言风格和我喜欢的小说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看的时间长了，对我的语感是有影响的。我下了班去看很多其他的东西，才能恢复，到第二天又是周而复始看那种风格的东西。
在这过程中，另一件我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。
我很早以前就开始看脱口秀了，有一些基本的认识。回家工作以后，呼市开始有了脱口秀俱乐部。做观众时，我很害怕台上演员和我互动，都坐在后面。看了两三次开放麦，我觉得可以去说一下。
为什么我作为胆怯的人，突然有了登台的勇气？可能有关系的是，当时工作和生活状态比较稳定，给了我一些安全感，让我觉得可以有另一个空间来突破一下。而且那个场子很边远，观众很少。如果说底下有我的领导同事坐着，我不可能讲。
在这之前有一段铺垫，我在北京先接触了即兴喜剧。它可能帮助我迈出了那一步。我的室友潘逸飞玩即兴，每次回家她都特别兴奋，反复地邀请我去。她说玩即兴的都是普通人，很少有长得特别好看或者声如洪钟的那种，你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，即便他们不喜欢你，对你的人生也造不成任何影响。她太有说服力了。
演即兴喜剧，我只能抛设定，对方接，我只能演一类人：不知所措、内向的人。我想过，如果是脱口秀的舞台，我可能会更自由一点。而且在即兴中，观众笑不一定是喜欢你，而是喜欢所有演员共同创造的一个情境。脱口秀100%就是你自己的。
2019年末，我第一次登台，讲我妈的一些琐事，说得很冷。结束后演员会讨论很久，我说完直接走了，很难受，不想在那个场子里多待一分钟。我停了很长一段，工作很忙，经常加班。那期间我也一直在做心理建设，不能确定别人笑不出来是因为我哪里不协调。但舞台的吸引力还是在的。
2020年8月的一天，开车上班路上，我想到一些点子还挺不错的。我在车里越说越激动，觉得这个上台应该能炸。我觉得有勇气第二次登台，是对我观点的自信，这个东西以前没有人想到过，特别想和大家分享出来。前一天晚上甚至都没睡着觉。结果上台就炸场了。我讲的是男生女生的生理差别，我把所有的观众和演员都征服了。
我很享受那种感觉。我不太喜欢把同样的东西讲很多遍，讲第一遍的时候是我最有分享欲、最热情的。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打磨、修改，就知道有新段子上台，很开心。我创作越来越爽，自我挖掘也逐步晋级。我后来又写了一套纪念我姥爷的，也有一些容貌焦虑的段子。
容貌焦虑，对我来说是无解的，你能怎么办呢？这是一种生物本能，大家本能地喜欢标准审美的长相。人最难受的，其实是你承受痛苦时，别人不理解你，觉得你的痛苦没有必要，孤独的伤害很大。但我讲出来这个事情之后，让我觉得没有那么孤独。
我记得我在台上讲容貌焦虑，情绪是很愤怒的。一个女生在一些人的价值排序里，第一要好看，第二性格要好，第三工作能力要强，这个排序让我觉得我是没有主动权的。一旦没有第一个价值，好像其他东西都是0。那天结束，其他演员反馈，你中间可能有点太生气了，有点把观众吓到了。梗也没有那么密，就是纯粹的吐槽。
如果我和容貌焦虑之间有一场战争，那个夜晚，我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。找到这把枪，我用了很多年。这把枪可以是小说，可以是电影剧本，但是我用了脱口秀的方式。
说脱口秀以前，我跟人说话的量肯定是比普通人要少很多的。如果用话量来算岁数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三四岁。我很害怕跟别人沟通，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可怜或者奇怪，我克制自己不表达负面的东西。但是情绪的出口是不可以筛选的，压抑了负面情绪之后，正面的也表达不出来。
脱口秀是我自救的一种手段。你可以表达负面情绪。你站在台上，观众是能看到你的全部的，看到你的脸，看到你的身体，看到你的状态，听到你的嗓音，接受你的语言。如果他因为你的段子笑了，就说明他情感上产生了共鸣，他接纳了你的全部。
幽默是一种自我治愈的手段。我听到观众的笑声，体会到了那种快乐，觉得这个人可以存在。说脱口秀以后，我的容貌焦虑确实变少了一些。我认知到我不是非常奇怪，我长得只是普通而已，我接受了我的普通。
看电影《心灵奇旅》，里面的「22」让我感觉像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。她遇到事情就想逃避，用很多语言来包装她的逃避，但当她体验到生活中一些美好细节时，她真的很陶醉。脱口秀带给我的就是这种体验，就好像「22」第一次到了地球。
文学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每天都看小说，你对生活的感知是更细腻、更敏感的。你会注意到你周围有什么植物，地砖潮湿还是干燥，你能感受到的细节更多，你就会觉得人生是更饱满、更丰富的。
文学和脱口秀是有关联的。我以前写小说时，文风比较疏离，叙述过程中有微小的幽默，对现象有一些比较从容的洞察，结构上是一个又悲剧又喜剧的东西。现在写段子，我语言比较干净，不喜欢多余的副词助词，不喜欢多余的解释，形容词或者名词会倾向于用得更准确一些。我审美上还是喜欢通过逻辑和分析来出梗，不太使用「我都懵了」这种脱口秀里比较常见的话。后来接受大家反馈我才意识到，我的用语是书面的。这其实跟我的表演状况有关，我现在还做不到和观众无障碍的交流，更多的是在讲自己的事情，所以口语用词很少。
卡夫卡、张爱玲、鲁迅都很幽默。他们那个年代不存在脱口秀这个东西，他们的幽默感做脱口秀演员是绰绰有余的。我想象鲁迅如果是一个脱口秀演员，应该不是那种说话滔滔不绝的人。他应该是很平淡的风格，语速比较慢，不太走动，语气和表演不会非常强烈，一直抽烟，冷不丁来一句。他的抛梗方式可能像乔治·卡林那样，用前提就把你征服了，前提就讽刺性非常强。
张爱玲如果说脱口秀，可能没什么顾忌，应该会讲男女关系，攻击性非常强，你从张爱玲的文笔就能感觉到。她语速应该会快一点，可能会加一些上海话什么的。
说脱口秀以后，再回去看小说，我发现很多小说的中心思想其实都是一个喜剧前提。你看张爱玲，她是一种非常底层、讽刺的态度来写爱情。《色，戒》，爱情是一种为虎作伥；《倾城之恋》，爱情是一种巧合，没有那么神圣。包括张爱玲一些很著名的话，都是非常好的喜剧前提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上面爬满了虱子。你没有得到它就是朱砂痣，得到了它就是蚊子血。类似这种话，太讽刺了，内部是有转折的呀。
脱口秀有一种技巧叫混合，把一件事情的情景混合到另一件事情上，例如说把夫妻的对话和情绪套用到同事之间的关系。我喜欢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，有很多故事都是这样的。他写《奔月》，嫦娥和后羿结婚以后，后羿箭法太好，把生态系统破坏了，太阳被射没了，动物也被射没了，就只剩下乌鸦，嫦娥每天只能吃乌鸦炸酱面。她非常无聊，偷偷吃了飞升的药丸，独自上了月亮。这是一种混合，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想象力。他对故事、对人物的想象合理、现实，但是又有一种超越、好笑。我能体会到结构上的幽默感。
直到今天，严肃文学依然在滋养我。我最近在看袁哲生的《寂寞的游戏》，现实主义的同时有一点超现实的处理，讲他童年有一次捉迷藏躲在树上，小朋友来到树下，突然抬头看他，目光穿透了他而没有看到他。他感受到一种内心的震撼，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享受捉迷藏了。那种微妙的心境很能触动我，我当时很想流泪，一种非常悲凉的感觉。其实脱口秀也需要这些对世界、对自己细腻的体察。
最近的这一年，事情发生的密度太大了，有点承受不住了的感觉。
2020年底，我去了笑果训练营，在上海待了一周，接受脱口秀培训与选拔。接下来，我参与了第四季《吐槽大会》的编剧工作。我决定从原单位辞职，加入笑果。内心来说，我是希望被看见的，想要得到更大的证明。我很焦虑，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，现在有机会我就一定要抓住，所以我推着自己参加了这一季的《脱口秀大会》。
在这里，我看到了许多和我很像的人。我能感受到周奇墨也有内向的部分，但是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已经让观众不在意他的内向。在社恐上，我和建国有些像，但他有了一套和人交流的方式，肯定比我游刃有余多了。我看建国的段子，觉得他也会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，比较无力的宣泄，他写段子的立场也经常来回摇摆，因为他和哪一边都能共情。李雪琴也有一种「丧」，但她的生命力非常顽强，她的世界还是要比我更宽广一些。
我看到徐志胜能够轻松应对关于他容貌的调侃，一开始是单纯的羡慕，觉得他只是很乐观。但是上次录《脱口秀小会》，志胜说他也有痛苦的时候，对人生的痛苦不能止步不前，要去走出来，通过不停地尝试，超越那个点。他说这个话时，我当时就有点想流泪，很佩服他。
我在节目里讲了社恐的段子后，很多朋友跟我说，他们能得到共鸣，我在舞台上说出来，让他们觉得自己也可能实现一些突破。这就是我写这个段子的目的，我把内向给大家看。即便别人都说你的性格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缺陷，但是你的存在是合理的，你不需要硬去改变自己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作为一个内向而敏感的人活着，意味着你比别人更容易疲惫。你要更谨慎地选择自己所在的行业和环境，因为一不小心它就会伤害到你。你需要更接纳自己，外界是不会给你这种接纳的。在一个广场上，一个声音特别大，大家就只会注意到这个声音，不会注意到沉默的其他人。内向的人一直沉默，我们只能通过内心去确证自己的价值，找寻让自己踏实的方法。不要把思考和敏感当作一种负担，想办法把它输出，感受到它是一种礼物。
我经常处在一种两难的抉择，这句话我到底是说还是不说？我一直都是嘴很慢的人，但如果给内向者更长的时间，他还是能意识到在这个情境下应该怎么样去做，就像脱口秀演员在台上面对突发状况，如何即兴地逗笑观众，积累经验自然就会。
我第一次商演时，有一个观众手机响了，他就在座位上接，一直说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万一他就是有急事呢？我就只能站在台上，安静地等他讲完。我没调侃他，观众会觉得我很无能吗？但是调侃，我又怕攻击性太强伤害到他。下台后，我专门问了其他的演员这种情况怎么应对，他们说，就说你当时感受到的。
最近一次商演，又有观众手机闹铃响了。当时是晚上7点，我想到的是闹铃怎么这个时候响了，太奇怪了。我就说，你怎么才起啊。
观众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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